桑切兹：这和阿瓦雷兹、卡汉不同
这是江华提到的，其实就是华女士所表述的这些问题，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最后大概还是一个拍脑门的决策，就这么做下来了，然后留下了现在的一大堆的后遗症，一直到今天。
[11] 李友根著：《论抽签程序在经济法中的运用》，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 [12] 参见于立亭著：《比利时法语区政府出台抽签办法解决名牌中学入学难题》，载《世界教育信息》2009年第9期。[5] 郭庆珠著：《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3期。
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城市人口集中和城市资源有限之间的张力关系体现的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利益之争。（二）名下无小客车的家庭连续2年摇号未中签，经申请按照抽签序号在规定控制指标和期限内的。而后者于2011年出台了《贵阳市小客车专段号牌核发管理暂行规定》，实行的也是纯粹的摇号分配制度，到了2014年修改了上述规定并对该模式作了修正。实行多校划片的，应通过随机派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招生名额。累计参加摇号37次至48次未中签的，中签率自动升为当期基准中签率的3倍，以此类推。
而其余四个城市在最初实施时，就没有采用纯粹的抽签、摇号模式，而是在源头上就对该模式作了修正。2.强化抽签、摇号个案中的程序监督设计 虽然抽签、摇号政策本身总体上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但是具体到个案中，仍然有权力滥用的可能，进而影响抽签、摇号结果，因为相关的操作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依然需要监督和制约。[10]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13条第1款规定：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行总量调控。
人民之基本权利应受保障，非依据法律或法律授权，不得加以限制。二是可以直接调剂部分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进优质学校。交通拥挤，不利于人们的出行。正如有学者针对小客车指标限制政策所言：面对汽车社会的来临，政府应当通过其积极的‘有形之手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妥善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
[21]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提高了中签率，但是中签依然需要运气，对于那些用车意愿非常强烈的人员而言，长期摇号不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效率还有很大的可能会被等待所吞噬。[23] 章志远著：《私车牌照的拍卖、管制与行政法的革新》，载《法学》2008年第6期。
在公正性方面主要是认为该做法使驾车通行权成了少数富人的特权，侵犯了市民的平等权。[24] 因而，对于涉及到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抽签、摇号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应该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优的做法当然是由其制定法律明确规定各个城市实施相应政策的时间、条件、方式等，但是在我国城市众多、发展速度及资源状况不一致的情况下，这种理想化的设计显然是不现实的，因而最适宜的办法应该是法律通过适度裁量空间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选择，制定相关规范，授权城市政府在必要时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这也符合《立法法》有关地方政府规章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要有上位法依据的立法要求和精神。目前，舆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与居民关系密切的交通、教育等领域，具体体现为城市交通资源不足导致交通拥堵、城市优质义务教育中小学资源不足引起择校和学区房价高涨等。[26] （二）抽签、摇号政策程序规制的革新 在城市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但也应该是适度、有序的，对于抽签、摇号等资源配置政策而言，如何才能从程序上保障其适度、有序？笔者认为，从社会建构的层面分析，应该强化以下两个方面的程序规制革新： 1.加强有助于公众认同的程序建设 从相关政策的实施来看，和公众的沟通仍然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为了解决上述实体标准配置导致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很多教育机构把目光投向了抽签、摇号等措施。[14] 宣昌勇、艾文卫、张昊著：《我国大中城市小客车限购困局的成因与突破——以北京摇号制度为例》，载《管理世界》2013年第8期。建邺区教育局答辩称为此组织了研讨会、论证会，参与人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街道工作人员、各社区教育咨询委员、部分家长代表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比较分析，上述两种修正模式各有利弊。
二是过程公开制度，抽签、摇号的过程要向社会，尤其是向参加抽签、摇号的人员公开，更好的发挥其监督作用，因为结果和其有利害关系，其监督会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此强调两点： （1）在进行利益衡量时，不得轻易否定听取公众意见的社会价值，不得轻易省略相关的程序内容。
抽签、摇号本身是一种程序性政策措施，对其法律规制也应该诉诸于程序，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谁有权决定选择该政策，需要履行哪些程序性步骤？它主要涉及到抽签、摇号政策的产生，是后续程序规制的基础，因而笔者把其称为前程序规制。毫无疑问还应该看到，这其中也有政府自身利益的算计和考量，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几年来，私车牌照拍卖制度相对于小客车指标分配的摇号制度显然受到更多的质疑，地方政府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不仅被公众质疑为满足富人特权，而且其正当性也受到了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拷问。
虽然上海市私车牌照拍卖方式实施的较早，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很多城市在采取限购措施时并没有完全照搬这一做法，而是做了不同的选择，即引入抽签、摇号方式配置城市交通资源，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市，该市2010年制定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通过摇号方式无偿分配小客车配置指标。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也是发展趋势，比如英国政府在《地方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报告中总结了包括满意度调查、意见和建议征集、公众会议、邻里论坛、交互式网络平台、散发资料传单等19种参与方式，其中地方政府使用最多的是满意度调查和邻里论坛。[1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规定：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当作出不利决定的时候，要听取当事人意见，这依然是现代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价值诉求之一，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应该尽可能的予以优先保障。摇号+拍卖这种模式由广州市在2012年最早实施，目前广州、天津、杭州和深圳都采取的这种做法。而对于公正性而言，单纯强调市场的作用反而更会凸显这种方式会对平等权造成的侵害，因为城市交通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具有公共属性，并不能完全用市场化的经济手段来进行衡量，一旦完全诉诸市场，对于经济收入低的公众群体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行政机关对于人们关注的抽签、摇号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同时要通过录像、录音或资料保存等方式保证抽签、摇号过程具有可逆性，以备人们的查询。2015年底我国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21] 饶旭勇著：《摇号政策正当性探析——〈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评析》，载《研究生法学》2011年第6期。小客车指标摇号配置和摇号入学涉及到对公民两项重要基本权利的限制，即对财产权和受教育权的限制，对于前者而言，公民在摇号获得指标之前可以购买小客车，但是无法获得牌照，导致其无法有效使用，若财产无法有效使用的话，其财产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二、法治视野下抽签、摇号政策的选择适用及其模式修正 实体标准导致结果不正义之所以极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出现，是城市资源有限和城市人口集中张力聚集的结果，若仅仅以实体标准去解决，很可能会无助于张力的缓解，或虽有助于缓解但会破坏社会的公平性或资源公共利用的价值诉求。为了更好的回应舆情关切，下文主要以上述两种城市病为样本进行法治分析。
[9]上述回应尚难以从根本上消弭人们的质疑，因为在合法性上而言，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的相关规定是与《行政许可法》不符的，显然不足以给予该做法以正当性[10]。形式上的绝对平均带来的是僵化的摇号机制，忽视了现实中摇号个体动机的多样性和效用的复杂性，未能将稀缺的资源分配给最有需要的群体。二是继续采用实体标准无效率，如选举时，候选人得票相同。[7] 参见李友根著：《论抽签程序在经济法中的运用》，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
对于摇号+实体上修正（目前主要指摇号+拍卖）模式而言，优点是在解决前述效用不佳的问题上效率高、针对性强，只要愿意付出足够的成本就可能立马获得小客车配置指标。基于安定性的需求，人们一般要求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但实践中人们并不会因抽签、摇号结果具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而把其完全拒斥，该政策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显现出了较强的价值融合机能，如在不同的的价值保障中可以融合机会均等、社会公平的价值等，此融合机能显然与现代社会对于政策发挥社会形塑作用的诉求有所契合。
最为典型的是北京和贵阳。考察我国城市交通、教育领域抽签、摇号的规范设定可以看出，此类措施多是由行政机关决定并实施的，具体而言，实行小客车指标摇号配置的六个城市都是通过市政府发布规章或者文件的方式实施的相关措施，而摇号入学的措施多是通过教育部门的文件规定实施。
为了更好的平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培养优秀人才之间的关系，借鉴小客车配置指标的模式修正，城市义务教育中小学资源的配置模式也可以从两个进路进行修正：一是对于部分成绩十分突出的优秀学生，可以通过程序设置增加其中签优质学校的几率。对于后者而言，公民即使取得了好成绩等也可能无法进入心仪的学校接受教育，只能根据摇号的安排进入特定的学校就读，其接受教育的选择权利显然是受到限制的。
[8] 参见杨阳、章志远著：《上海私车牌照拍卖的行政法解读》，载《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14]而从整体上考察，这会造成资源利用的效益降低或无效率，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从实践来看，摇号入学是建构在多校划片的基础之上的，行政机关在从事相关工作时也应该充分和民众沟通，广泛听取意见，以便更好的取得学生和家长的认同。相对于私车牌照的拍卖，抽签、摇号更为人们认可的一面是其更具公平性，因为所有参与的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而且在标准上具有无差异性。
这在比利时、英国等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实践。[25]由于城市政府的政策实施是基于法律授权，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上文所述人们对于抽签、摇号增设了相关行政许可条件的质疑也可以迎刃而解。
如何才能消弭或者减轻抽签、摇号制度带来的效用不佳的问题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对纯粹的抽签、摇号模式——对所有人无差别的适用单一相同的抽签、摇号程序——有所修正。[27] 马纬中著：《应予衡量原则之研究——以行政计划为中心》，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03页。
二是如何防止实施中的权力滥用，有哪些程序性规制手段？ （一）抽签、摇号政策前程序规制的革新 基于城市正常发展和和谐稳定的需要，对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领域进行适当的政府管制是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而不宜完全放任或任由市场等因素决定资源的配置。同样道理，对于城市教育资源的配置而言，通过考试成绩或学区等实体方式作为标准，既在需求和资源的匹配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助于激励城市居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中。